李志英 2008年01月04日 08:29
在中華民族對科學精神的艱辛追索中，對科學方法論的探求曾經是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這是因為，在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學術的數千年發展中，雖然具備了論辯、證理等證明方法，但均未能達到現代科學方法論的水準。
古人在考察或證明一個理念或者觀點時，往往是將現象與事實逐條羅列，進行簡單類比的評判式議論，而不是深入事物內部，運用歸納、綜合、實驗等方法對事物的性質進行分析。由於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對自然界的研究始終停留在樸素的定性分析階段，沒有前進到精確的定量分析後的本質分析，從而也就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方法論。
近代以來最早向中國人民介紹西方科學方法論的國人是資產階級維新派思想家嚴復。甲午戰爭後，嚴復在《天演論》自序中明確提出了歸納演繹等研究方法問題，認為對於國人來說，最應當彌補或曰提倡的是內籀，也就是歸納推理。在這裡，嚴復特別強調了內籀之術對民族精神的改造作用。嚴復特別強調大前提的正確性，也就是所謂“立根”的正確性問題。而要達到大前提的正確，離開了面向客觀世界的觀察和歸納推理是做不到的。
嚴復特別重視實驗的作用，認為這是完成歸納推理的最關鍵的環節。一般而言，中國古代學者對事物的觀察分析，只能做到所謂“實測”和“會通”這兩個層次，缺乏進一步的精確的試驗，所以常常出錯，或者無法達到對事物的學理分析。嚴復對試驗的推崇，可以說是擊中了古代學術考察事物方式的軟肋，抓住了要害。
嚴復對科學方法的介紹和提倡對中國的學術方法乃至思想方法的變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進入20世紀以後，留學歸來的新一代科學家大都極其推崇科學方法在科學中的重要地位。五四前後，大量學者和科學家致力於科學方法論的翻譯和介紹，西方邏輯學名著陸續被介紹進國門。至30年代，科學方法已經被公認為認識事物和學術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法則。
將對科學方法論的認識提升到涵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普遍性高度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1937年，毛澤東完成了他的名著《矛盾論》，全面論述了事物矛盾的法則。他認為，矛盾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對於人類的認識史是一個大革命”。毛澤東的認識矛盾、分析矛盾的方法論，極大地豐富了科學方法的內涵，擺脫了形而上學對方法論的束縛，使方法論突破了主要作用於對自然現象的認識或學術研究手段的狹窄範圍，擴展於包括社會現象在內的廣大領域，使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建立在了科學方法論的基礎上。
在日漸廣泛傳播的基礎上，科學方法論逐漸融入民族精神，對民族精神的昇華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在注重事物表像相似點類比的基礎上，使用數學等自然科學方法對事物進行精確的試驗和定量分析，進一步探求事物的因果關係，力求實現對普遍公例的歸納和演繹推理，從而達到對事物本質的深度認識。
其二，矛盾分析方法深入人心，為把握事物本質、尋找解決問題的適當方法提供了正確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