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五一 2008年05月27日 09:08
1922年春天爆發的非基督教運動，原因十分複雜。除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外，20世紀20年代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事業的挑戰態勢，也刺激了中國知識界。
20世紀20年代，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事業出現兩個重要傾向：一是集中力量在城市傳播；二是重點發展高等教育。1922年春，中外教會聯手調查在華傳教事業的報告發表。書名為《中華歸主》。該書中文長達600多頁，有地圖320幅，各種圖表125幅。其數據表明，20世紀頭20年，中國基督教徒由8萬發展為36萬，增長3.5倍，教堂從300座增加為1萬座，增長32倍。書中咄咄逼人地列出基督教進一步佔領中國的指導方針。這部書強烈的征服意向，令人不寒而慄，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
到1922年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11大會在北京舉辦前後，中國民眾的憤怒如同火山一樣爆發了。
這場運動首先在基督教教會勢力最強大的城市上海爆發。1900年2月，上海一批青年學生發起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其宣言指出：“基督教會”是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先鋒隊”。同時向北京清華學校暨全國各地學校發出通電，號召抵制在清華校園召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通電強調指出，清華是國立學校，“非教會所立”，且北京“不乏耶教會場”，如果坐視這一大會在清華召開，則外人將譏諷“中國無人”。 上海點燃的火炬隨即傳到北京。3月11日，北京大學一批青年學生宣佈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思想激烈，宣稱：“我們自誓要為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人類是進化的，宗教偏說‘人與萬物，天造地設’。人類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縛思想，摧殘個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類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異黨同，引起戰爭，反以博愛為假面具騙人”“好笑的宗教，與科學真理既不相容；可惡的宗教，與人道主義，完全違背”。這番慷慨激昂的批判成為非宗教運動中的代表作，其思想之銳利，言辭之激烈，有振聾發聵的威力。
在今天看來，其中有些主觀武斷的言論，存在著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這樣的命題就難以成立。。
同日，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各界人士“依良心之知覺”、“本科學之精神”，抵制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在清華校園召開。李大釗等師生簽名。隨後，學界名流蔡元培等加盟。3月28日，非宗教大同盟公佈簡章規定：“專以解脫宗教羈絆，發揮科學真理為宗旨。”科學成為解脫宗教束縛的思想武器。
正是因為北京大同盟的精神理念更具有包容性，這場運動迅速波及廣東、湖南、福建、山西、浙江等地，形成全國性的思想運動。
在這場思想運動中，我認為值得重視的觀點是，現代教育必須與宗教分離。蔡元培先生發表的《教育獨立議》提出教育與宗教分離的具體措施：①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僅於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②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③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 教育與宗教分離，是近代先進教育家的思想主張。１９２２年７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召開第一屆年會。在會上，胡適提議：“凡初等學校（包括幼稚園）概不得有宗教教育（包括理論與儀式）。”陶孟和、丁文江附和此議。他們的理由如下：
“兒童當此時間受感力最強，而判斷力最弱，教育家不應利用這個機會，灌輸‘宇宙中有神主宰’、‘上帝創造世界’、‘鬼神是有的，並且能賞善罰惡的’等等不能證實、或未曾證實的傳說；也不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用祈禱、禮節、靜坐、咒誦等等儀式來做傳教的工具。總之，學校不是傳教的地方，初等學校尤不是傳教的地方，利用兒童的幼弱無知為傳教的機會，是一種罪惡。” 這場非宗教運動以科學為號召，以知識界人士為領袖，以青年學生為主力，堅持啟蒙主義的方向，對宗教發動了猛烈的衝擊。
在當代中國國立高等學校中，竟然有人標新立異，成立“神學與美學研究所”，自稱為當代中國第一個以神學命名的研究所。想一想當年蔡元培先生的忠告吧：“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我建議有關教育部門，應當將這個研究所遷往教會興辦的神學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