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五一 2008年05月27日 09:08
批判教會教育的先鋒仍是少年中國學會。1923年10月，少年中國學會在蘇州開會，提出“反對喪失民族性的教會教育及近於侵略的文化政策。”學會評議員余家菊撰文寫道：“於中華民族之前途至大的危險的，當首推教會教育。教會在中國取得了傳教權與教育權，實為中國歷史上之千古痛心事。”余先生在文章中明確提出“收回教育權”。
1924年初，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日漸高漲，以廣州聖三一學校的學潮為起點，第二階段的非基督教運動正式爆發。
廣州聖三一學校由英國聖公會創辦。1924年春，該校學生發起組織學生會，舉辦愛國活動，遭到校方粗暴處罰。4月22日，該校學生發表宣言：要求爭回教育權，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獲得社會各界廣泛的聲援。由於學生大批退學，聖三一學校名存實亡，不久校方只能宣告停辦。各地教會學校迅速掀起罷課、退學的浪潮。許多國立學校也捲入運動。兩股力量相互激勵，形成全國規模的反對教會教育運動。
1924年7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召開第三屆年會，盛況空前，與會人士千餘人，重點討論“收回教育權”。同年10月，全國教育聯合會第十屆年會在開封召開。鑒於一些外國人士“假辦學名義，於校內傳佈宗教，強迫學生講讀經文，舉行宗教儀式，顛倒錯亂，失學校教育之本意”，大會一致通過《學校內不得傳佈宗教案》。 1925年2月，《中華教育界》出版“收回教育權運動專號”，刊登蔡元培、舒新城、陳天啟等教育家的論文。他們指出，教育與國家民族“主權所關，生命所繫”，務必收回自辦，不可“讓外人攘奪”。教會教育不符合信教自由的憲法原則。“信教自由是近代各國憲法上的一個通則，保障這個通則的根本辦法，是要教育獨立於各宗教勢力之外，即無論何種宗教，不得借教育做宣傳的工具；無論何級學校，不得含有宗教的臭味、設有宗教的課程、舉行宗教儀式，才能辦到。”
在非基督教運動的第二階段中，8月13日，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重建。廖仲愷、汪精衛、吳稚暉、師復、鄒魯等一批政治人物加盟，同盟宣佈“秉愛國之熱忱，具科學的精神，以積極的手段，反對基督教及其所辦一切事業。”隨著國共合作，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疊起，各地紛紛效倣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如雨後春筍，大量涌現。
這一階段的運動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各地的非基督教同盟一邊繼續鼓動學潮，促進收回教育權運動，一邊大力批判基督教及其在華的傳教事業。並在耶誕節前後發起“非基督教周”活動。
與1922年相比，第二階段的非基督教運動，高揚民族主義旗幟，思想啟蒙色彩減弱，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成為最重要的運動訴求。如：上海非基督教同盟曾發表一份特別通告，其文如下：“逕啟者：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一種工具，敝同盟秉愛國之熱忱，謀民族之解放，除於隨時反對基督教外，特於耶穌生日舉行反對基督教演講大會，以喚醒民眾之覺悟，屆時歡迎各界駕臨！”
第二階段的非基督教運動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更直接的因素是國民黨、共產黨等政黨的參與指導。1924年，國共兩黨實現合作，中國的反帝運動出現高潮。中國知識分子對政治舞臺上的新生力量充滿希望，政黨、知識精英與民眾運動密切結合，中國革命出現嶄新的局面。政黨在非基督教運動中的作用日漸顯赫。非基督教運動融入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
民族主義思潮日漸深入人心，成為各個階層的共同心聲。著名的教育家、國民黨人蔣夢麟在《西潮》中的一段話，具有代表性。他說：“基督教和以兵艦做靠山的商業行為結了夥，因而在中國人心目中，這個宣揚愛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為侵略者的工具了”、“中國人也實在無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脅迫相提並論”、“如來佛是騎著白象來到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