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五一 2008年05月27日 09:08
“五卅運動”期間，全國有600多座大小城鎮爆發反帝愛國運動，直接投入運動的各界愛國人士多達1700萬人，創造了中國近代史上社會運動的先例。民族主義獲得各界人士的廣泛認同，在國家危難、民族危亡的關頭，民族主義對每一位中國人都產生了巨大的號召力，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被人民大眾視為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
非基督教運動第三階段的標誌事件是全國學聯的宣言。1925年7月，全國學聯在上海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現在全國的反基督教的運動，已經形成公然反帝國主義的奮鬥。”全國學聯制定一整套非基督教運動的行動方案，深入城鄉基層社會，繼續推動收回教育權運動。美以美外國差會部（The Methodist Foreign Missionary Roard）負責人斯坦利（Stanly High）評論說：“運動的最大力量潛藏在青年學生之中，運動的領導，幾乎毫無例外是由知識階級提供的。”外籍人士的這種觀察，表面上言之有理，實際上是隔岸觀火。
其實，在第三階段的非基督教運動中，真正居於指導地位的是政黨。國共兩黨合作，掀起反帝運動高潮。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青年運動議案指出：“一切反基督教運動，應站在反帝國主義的觀點上。”在這場反帝運動中，共產黨的作用尤為顯赫。如在廣東汕頭地區，周恩來發起建立“收回教育權運動委員會”，成功地推動了當地２０多所教會學校與英國長老會（English Presbyterian）終止了聯繫。在“反帝”的訴求中，非基督教運動的文化色彩比第二階段更加淡化，已經全面政治化。
然而，“五卅”以後，非基督教運動的政治化，由文化的辯論演變為以“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國基督教徒也捲入了這場運動。“基督教徒參加非基督教運動”成為“五卅”以後非基督教運動的重要特點。 中國基督教界對五卅慘案反響激烈。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等團體紛紛發表聲明，譴責上海租界當局濫用武力的暴行。在南京，基督教徒成立“廢除不平等條約促進會”。在北京，基督教徒發表宣言指出：“列強如此公然踐踏基督教的基本準則，這使我們不能不懷疑，基督教的基本準則對於這些西方國家有何真實的指導作用，就是這些西方國家每年花費數百萬美元來維持一大幫在華傳教士。”
1926年中華基督教教育協會，改變初衷，指示各地靈活處理教育權問題。一些教會學校放棄了必須參加宗教活動的硬性規定，“政教分離”在教育領域取得了實際的進展。在武漢，中國教徒發起“基督教革新運動”，其宣言指出：“關於基督教愛國收回教育權一項，我們一致贊成並願努力促其成功。” 中國基督教愛國人士成為這場運動的重要力量。著名的“基督將軍”馮玉祥，雖受洗入教，但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他認為，基督徒愛國不力，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黯淡。 “五卅運動”以後，馮玉祥力主反帝，思想中的宗教色彩逐漸淡化。
非基督教運動為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轉機。正是在非基督教運動的刺激下，中國基督教徒倡導的“本色教會”運動，深入發展。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指出，教會中國化，旨在“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發揚東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醜號”。著名教會人士王治心提出：“把基督教下種在中國文化裏面，吸收中國文化的血液。”他們致力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促使“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合一。”
隨著北伐戰爭的推進，大多數外籍傳教士紛紛躲避，撤離中國，客觀上有利於中國教會擺脫由外國差會控制的局面。如：1923年湖南全省共有外籍傳教士398名，到1927年只剩三、四十名。這種形勢下，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責任，自然地落在中國教徒肩上。中國基督教加快步伐，向著自傳、自養、自立的道路發展。1927年以後，中國本色教會逐漸成為客觀的歷史事實。
1927年，隨著國共合作的破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與列強握手言和，反帝民眾運動跌入低谷。歷時六年的非基督教運動陷入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