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蘭坡 2008年01月04日 08:29
卞美年先生從燕京大學畢業後，由他的老師巴爾博(G．B．Barbour)教授介紹到當時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即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我考取地質調查所練習生後被分配到該研究室。我們於1931年4月間同日同時到東單北大街安公樓(即從前協和醫學院預科)186號去上班。
我倆對這裡的人誰也不認識，屋子很大，只有3個辦公桌，當我走進去時，繪圖員王少竹和我打了一下招呼，正要談話的時候卞美年走進來了。彼此作了介紹，隨便談了一下這裡工作情況。實際上這也是我和卞先生最關心的問題。約10點鐘，楊鐘健和裴文中兩位先生也來了。我們彼此預先都不認識，自己作了介紹。楊先生告訴我們：“你們到這裡上班，先了解一下情況，認識一下在此工作的人，過幾天再和裴先生去周口店。”
沒有幾天，大約4月下旬，裴文中帶著我們和王存義先生去了周口店，住在劉珍店。這原是一所駱駝店，據說房子比先前住在村北頭的一座舊廟裏寬闊多了。但房子太陳舊，北房3間，在靠西邊的那間，裴、卞和我在炕上架起3個行軍床就是我們坐臥的地方。而且耗子很多，夜裏跑來跑去，攪人安眠。
我對周口店發掘工作非常感興趣。我是“研究”行列中地位最低的一員，雜七雜八的事都得幹，但我一有閒暇，就去發掘。當時最令我高興的是，手中的小鋼鉤，挖入士中，不知能挖出什麼來。也許是個豬牙、牛齒，或者是件石器。我有一個辦法，不懂就向人請教。對這門學科知道得越多，對它的興趣也就越大，直到迷戀不捨的程度。
我得到卞先生的幫助很多。當他得閒的時候，就叫我和他一起到附近一帶去看地質。我首次學習的地質年代表還是他到周口店不久教我的呢!我倆一起沿山頂順壩兒河北行，直到車廠村為止，再返回來整整 10公里，邊行邊講；有時圍著周口店村以東的太平山轉，到房山縣城後方繞著南山坡回來。在他的指引下，我學到許多過去不知道的知識。當然，我也從書本上學，葉良輔著《北京西山地質志》(1920年，地質調查所《地質專報》甲種第1號)就是在楊、裴、卞三位先生輔導下，最早學習的一本有關“地質學”的書。
卞美年知識面很廣，所以他的興趣當然也不會限於周口店發掘工作。當1935年裴文中要到法國留學讀博士學位時，我堅決擁戴卞來接手，我曾發出誓言“鼎力相助”。他卻說：“我不願玩骨頭，願搞經濟地質”。在周口店他也注意老的材料。比如第3地點之東附近的第12地點，時代他認為則較老。地點不大，周圍的石灰岩已被石灰窯剝去，露出紅色堆積物，其中有化石。我們初到周口店時發掘地點在鴿子堂。其中靠北壁為很厚的灰燼，可分為上下兩層，即石英1層(Q1)和石英2層(Q2)。內含石器和動物化石甚多。每天要挖幾抬筐抬到劉珍店整理。惟有龍骨山南側的第12地點，只有卞美年在那裏1人發掘。光著膀子還滿身汗水流個不停。有時我去幫他點忙。
卞美年不僅在周口店作了大量工作，由於他的知識面很廣，還經常外出進行地質調查。
下面就是他調查的很好例子：1933年除周口店的工作外，還會同錢尼 (P．T．Chaney)到山西省太谷、介休、綿山，認為那裏的剖面像個大峽谷；同年又調查了黃河從風陵渡到三門峽一段地質，並進行了有關標本的採集工作。 1934年同巴爾博等作秦嶺調查。1935年進行甘肅皋蘭、永登調查。1936年在翁文灝所長推動下，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平克理(Pinkuly)合作赴菲律賓和澳洲進行地質調查。1937年春，我和杜林春同他到雲南發掘富民縣河上洞。我因要主持周口店工作，提前乘中德航空公司的飛機到西安，再乘火車返平。卞和杜接續在雲南調查和採集。他們首次在雲南境內發現舊石器時代人類使用的石器跡象。
1937年11月間他和楊鐘健一起南下工作，到天津時曾給翁文灝所長去電報；翁令他二人到長沙上黎家坡等候消息。這時自北平南下的工作人員已經不少，如李連捷、李悅言等均已離平。他們有的在雲南昆明瓦窯村，後去者由於雲南昆明辦事處撤銷，人多歸併到重慶北培。北平市雖被日本侵略軍侵佔，但和重慶北培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人員來往信件有時還可以收到。去信在信皮上只能寫“四川巴縣北培”。日美戰爭尚未開始，來信只要寫“北京協和醫學院”尚可送到。珍珠港事變之後，音信全無。1939年，聽說他的夫人羅文湘(即黛石)女士自北平南去找他。1940年，卞到甘肅酒泉石油礦工作。還聽說他們夫婦於1946年去了美國，卞作了美國一家石油公司的地質師。
1971年卞美年奉母命，攜妻由次子裏仁陪同前往台灣省石油公司任地質顧問10年。最後又回到美國頤養天年。我們自1937年分手之後，從未得一見，由於彼此失去了對方的地址，也失去信函來往。我們得到恢復聯繫的機會，還是我首次訪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時，由該所所長鄭德坤先生那裏得到了卞美年在美國的地址。我給卞美年寫了信。信是他的夫人羅文湘女士首先見到的。她高興地大喊：“賈蘭坡來信啦!”
雖然恢復了聯繫，兩三年後，卞美年又給我來了封噩耗，說她的夫人“因患癌症，已病故”。他賣了汽車、房子，搬入了一家公寓居住。
1986年4月我首次應美國史密森研究院的邀請，訪問美國多所大學，當飛機在舊金山降落，卞美年和何傳坤先生到機場來迎接，他倆到我住的飯店同吃同住，一起暢談往事，興奮得不得了。後來我又到他所居住的公寓再次相聚，回憶往事，仍感有說不完的話題。
同年9月，他由裏仁陪同來到中國，由我夫婦陪同到各處舊地重遊。
卞美年和我在一起逗留年深日久，彼此也談過家常瑣事。他原是江蘇儀徵人。祖父在清末作過安慶巡警道道臺。外祖母是李鴻章之兄李瀚章的孫女。因父親卞白眉在上海參加革命黨，入了巡警道的黑名單，幸而得到祖母的通知，攜謄屬逃到日本輪船上才得倖免於難。後來由日本又到了美國。1908年5月25日卞美年在羅德島出生。他幼兒時隨父母回到中國。父親在中國銀行工作，後升任天津中國銀行分行經理。我們在 30年代使用的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發行的鈔票上，還有他父親用英文簽的字。
像卞美年這樣出身的人，在過去有許多成了吃喝玩樂的“少爺”坯子吧!但他卻品德高尚，深受朋友們的愛戴。由於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無論在治學和經濟上，從不佔人一點便宜。他曾經和我談過：“我們家裏對我們用錢管得很嚴。成年或大學畢業之後，即得自謀生路。沒錢可向父親借貸，借時得寫借據，到時得還清。如果還不了，得由母親——保人代還。”
他在周口店工作時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為人直爽，決不幹那狗茍蠅營的事。所有的人對他的印象都十分良好，皆以友人待之。
但他嗜酒，又好開玩笑。有時由於工作勞累，喝點酒解解乏吧。我記得有一次晚上他喝多了酒，手拿一根木棍，在院子裏來回跑，口中還唸唸有詞：“我會捉妖”。這句開玩笑的話，給他惹出麻煩。因為當時工人們也當笑話向親友們談他的故事，後來還真有外村人牽著小驢來接他去“捉妖”。他嚇得跑回北平去啦。
還有一次我和卞美年與德日進一齊回北平，先坐運煤的火車到琉璃河，後換乘南來火車返回北平。琉璃河車站後邊有塊空地，空地之後是小飯館。空地上來往的人很雜亂，有候車的、閒遛的，作小買賣的人很我。因天氣較晚，我們也想在此吃晚飯。人群中有人挎著一個大橢圓形漆得锃光的木櫃子。口中喊著“燒雞”、“抽籤”。有人嘩啦、嘩啦地在抽籤，有許多人看熱鬧，德日進坐在桌旁的小凳上抿著嘴笑。此時我們也走過去看。所謂“抽籤”就是竹筒裏抽出幾根比織毛衣的針略短一些的竹籤，上面有紅黑的“點”，憑多少“點”論輸贏。卞走到賣燒雞人的身旁問：“抽你整個櫃子燒雞多少錢?”本來是句玩笑話，但賣燒雞的回答：“你給一塊錢”(即1塊銀元)。卞從褲兜中掏出1塊錢來，當的一聲扔在櫃蓋上。賣雞人還真把那塊錢揣到懷裏。卞也就接過簽筒，晃了晃，抽出三根簽來，但不認識輸贏。可是周圍的群眾大喊“贏啦!”。卞提起櫃子就走，嚇得賣雞的面色刷白，直央告我們：“歸還我的櫃子吧!我們一家人還仰仗著它吃飯呢!”我說“你真傻，他要你的櫃有什用?”結果，留下兩隻燒雞，其他的都不要了。德日進一邊啃雞腿，一邊喊：“太鹹”。我問卞“你是贏啦，是輸啦?兩支燒雞只賣五角，你給一元，不是賠了嗎!”卞美年啃著燒雞，一時愣住了。“對呀!一塊錢可以買四隻怎麼才要了兩隻呢?我賠大了。”
我和卞美年共事七年，從未聽他口中吐出一個“臟”字，對別人說過一句“壞話”，毫無欺人之心，道德高尚，為周口店的工作人員所樂道，作人的風範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