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欽琦 2007年11月16日 15:25
1986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第3版，刊登子周田槐先生的一篇小文章，題為“請對攀登者扶一把”。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1963年2月14日，美國白宮舉行一個盛大的授獎典禮。受獎者是著名科學家馮•卡門。這位八十一歲的老人患有關節炎，當他走下領獎臺的臺階時，總統肯尼迪上前扶了一把。老頭子卻把肯尼迪的手一推，說：“尊敬的年輕的總統閣下，您應該懂得物理學的常識，凡是一個物體向下跌落時，是不需要任何扶力的，只有上升的時候才需要幫助和支援。”
馮•卡門的話很發人深思。當一個年輕的科學工作者向上攀登的時候，常常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挫折，諸如工作條件的缺乏、家庭生活的難處，還有嫉妒者嘲諷、社會上的流言，以及來自明處或暗處的壓制、打擊等等。而一旦闖過難關、功成名就之時，原來嘲笑、壓制的人可能會換一副面孔，各方送來的是鮮花、掌聲和獎金。需要人扶的時候沒人扶，不需人扶的時候倒有人捧。這些醜惡的社會現象，不利於人才的成長。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把它倒過來，尤其是各級領導，有責任在攀登者艱難的時候上去扶一把。
劉后一先生當時是《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報的編輯，又是科普雜誌《化石》的主編，但卻是一位“對攀登者扶一把”的大好人。對於這一點，我是有切身體會的。
1975年我轉向“冰川問題”研究。1977年初，我完成了轉向後的第一篇論文，題為“關於冰期成因問題的探討”。文中我提出了一個新觀點：“由於ε的大波動，造成了地質歷史上大冰期和非冰期的交替。由於ε的小波動，造成了大冰期中冰期和間冰期的交替。”其中ε是地球的黃道傾斜，現在ε約為23.5°。1977年5月9日，我把此文投給了《地質科學》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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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年初，我完成了轉向後的第二篇論文，題為“恐龍為什麼能在古緯度75°的地方生活?”文中我又提出了一個新觀點：“恐龍能在古緯度75°地方生活的必要條件是ε≤15°。”這篇論文是我和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孔昭宸合寫的。我們把此文交給了劉后一先生，即投給了《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報編輯部。
當時我和孔昭宸都是學術界的小人物，我們的論文遭退稿乃是經常發生的。但是劉后一先生不但錄用了我們的論文，而且還提前於當年(1978)的第4期學報上正式發表了，使它成了我轉向後正式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在1979年7月，《地質科學》也正式發表了我的“關於冰期成因問題的探討”一文。1980年，我的轉向後的第三篇論文“氣候演變的週期性與黃道傾斜的關係”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報上又發表了。這三篇論文組成了一個“三部曲”。它們問世的時間分別是 1978、1979、1980年。
1981年，我從國外的刊物上獲悉：原來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國的古生物學家傑克•沃爾夫教授與我具有幾乎相同的觀點。他的根據也與我幾乎相同，即依靠白堊紀和早第三紀高緯度地區的古生物化石，他發表的論文也組成一“三部曲”。它們問世的時間分別是 1978、1980、1981年，也與我幾乎同時。從1981年起，西方學者便開始正式引用我的觀點。
到1982年，我陸續知道，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常常會出現“不謀而合”的觀點。事實上，除了美國的沃爾夫教授和我外，澳大利亞的地質學家威廉姆斯教授和古生物學家道格拉斯教授都和我們一樣，持有相同的觀點。
如果當年劉后一先生把我們的論文給退稿了，如果《地質科學》編輯部也這樣做的話，那麼我們的論文被推遲幾年發表乃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真的出現那樣的情況，那麼有人就會講：“你們的觀點都是從西方的雜誌上抄襲來的！”到那時，我們可真是有口難辯了。
值得慶倖的是劉后一先生以一個普通的編輯的身份，及時地扶了我們一把。《地質科學》編輯部和有關的審稿者也及時地扶了我一把，才使我的三篇論文與西方學者的論文幾乎同時發表。我今天才能理直氣壯地宣稱，西方學者與我們的觀點乃是“不謀而合”的。
上述事例表明，劉后一先生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科普作家，而且是一位“伯樂”式的科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