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王俊，記者感覺，這小夥兒跟其他科學家不太一樣。
一米八幾的個頭，絕對是打籃球的好身板。說起話來，語速出奇地快，跟他打交道，記者需要繃緊神經，稍一走神兒就會趕不上趟兒。談到興濃處，他經常是高興地手舞足蹈，仿佛世上沒什麼事能難倒他。
的確，從最初的基因研究“門外漢”，到這個領域響噹噹的“人物”，僅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去年10月，繼水稻、家蠶、家雞、家豬等多個重要動植物基因組圖譜之後，他又成功繪製出世界上第一個黃種人基因圖譜。
仿佛搭乘了“成功”直通車，在破譯“生命口令”的旅程上，王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第一。在很多人看來，32歲的王俊幸運的有些不可思議。對此，他爽朗一笑，道出其中的奧妙：做事，不需太多理由，想做就做；做人，不能活得太累，高興就好。
“兩彈一星，沒有一聲巨響，這個世界誰也不會理睬你；基因組學，沒有一道長空閃電，你將永遠是別人的附庸”
去年10月11日，我國科學家成功繪製出第一個完整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
專家表示，這一基因組科學領域里程碑式的成果，對中國人乃至亞洲人的DNA、隱形疾病基因、流行病預測等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其意義不僅在於可以幫助人們預測是否會得心臟病、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打開了一本寫著人體“生命口令”的大書。
“10年前六國繪製第一個白種人的基因組耗資20億美元，因為現在科學技術的進步，華大基因採取新測序技術繪製‘炎黃一號’僅用了2000萬元人民幣。”作為“炎黃一號”主要發起人和負責人之一，王俊每次說起這些，都會很高興。
他告訴記者，人體有三萬個左右的基因，這些基因組合構成基因組，我們生老病死的奧秘就隱含在這些基因組裏。如果把這些基因組編成一本書，摞起來有深圳帝王大廈那麼高。王俊帶領著他的團隊就是打算讀懂這本書，破譯“生命口令”。
他很喜歡一句話：“兩彈一星，沒有一聲巨響，這個世界誰也不會理睬你；基因組學，沒有一道長空閃電，你將永遠是別人的附庸！”
自1999年以來，他帶領其研究團隊，瞄準國家戰略需求和世界科學前沿，在基因組學研究領域積極參與國際協作，先後參與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國際人類單體型計劃”等。此外，他們還完成了水稻、家蠶、家雞、家豬等數個重要動植物基因組圖譜繪製，使我國在基因組學研究領域躋身國際前列。
每一步該怎麼走，王俊向來很清楚。“我們下一步的目標是繪製99個中國人的個體全基因組序列圖，構成中國人群的遺傳和多態性標準圖譜，成為基因與醫療和健康的關鍵組成部分，簡稱‘炎黃99’”。王俊說，“隨後，在上述基礎上開展大眾的基因與健康的預測、監測及個體化診斷和治療，實現解讀基因。”
“美國公司聲稱要在2001年9月份發表他們的成果，如果比他們晚一步，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剛一進門的櫥窗裏，陳列著幾張珍貴的照片。有一張，是王俊同美國《科學》雜誌主編的合影。
2001年4月5日，繼人類基因組測定之後，我國迄今測定的最大的植物基因組—水稻（秈稻）基因組工作框架序列圖在美國《科學》雜誌公開發表，被稱為“一篇開創性的論文，對發展中國家的溫飽問題和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響”。
水稻專家袁隆平評價說：“水稻基因組研究將促進分子育種與常規育種技術的結合，為超級雜交水稻研究插上騰飛的翅膀。”
在這項水稻基因組計劃中，當時不過25歲，博士尚未畢業的王俊擔任生物資訊主管，主要工作是把同事們測得的基因數據有效地拼接、使之成為一個整體。同事們找到了水稻“基因天書”中的一個個“字”，王俊則要將它們理成文，悟出意來。
王俊至今還記得項目啟動之初面臨的窘境。由於設備不到位，前期的測序工作進展很慢。當時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三家科研單位也在進行這項研究。他說，“美國公司聲稱要在2001年9月份發表他們的成果，如果比他們晚一步，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於是，7月到9月這兩個月裏，王俊他們開始與時間賽跑，吃、住都是實驗室裏，北京市科委聽說後還專門送來了睡袋、行軍床。苦戰兩個月，2001年9月20日，雜交水稻父本4倍的測序任務終於基本完成，中國科學家於10月20日向世界宣佈：水稻（秈稻）基因組的工作框架序列圖完成。
這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美國《科學》雜誌主編親赴北京參加“《科學》雜誌發表中國完成水稻基因測序學術論文通報會”。“我專門跑過去跟他合影。他看我那麼年輕，非常驚訝。”王俊回憶道。
王俊很淡定，在他看來，“機會總會青睞有準備的人，一切都順理成章。”在北京大學讀生物學那會兒，他就“別出心裁”地輔修電腦、人工智慧。1999年春，我國開始承擔1%的人類基因測序任務，急需既有生物學背景，又精通電腦的複合型人才，王俊很自然地參與進來，有了這些積累，再做水稻測序就不難了。
“現在看來，當初的路是走對了”
從一個入行時略顯青澀的“毛頭小子”，到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長，王俊說自己很幸運遇到了一個優秀的團隊。
在他讀研期間，楊煥明老師的一堂課使他堅定了發展方向和信念。當時楊老師正在中科院遺傳發育所工作，即將籌建基因研究中心（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前身）。有天楊老師受邀來北京大學講課，講的正是基因研究的應用前景。楊老師說，遺傳保證了生命的延續，而突變產生了不同物種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同族群有著各自獨特的遺傳背景，對不同疾病的易感性也可能不一樣；只有真正了解基因與疾病的關係，才能根據每個個體的基因進行疾病預測和檢測，及早做出預防方案或進行針對性治療。選擇加入這個團隊，王俊主要是看重三點：首先是行業，基因研究前景非常好；其次是領路人，楊煥明老師和汪建老師的視野和心胸非常開闊，他們現在做的事情幾乎都在兩位老師10年規劃的藍圖之內。再次是在這個團隊中自己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生物學和電腦的雙重背景，王俊自信能得到很好的發展。
“現在看來，當初的路是走對了。”王俊他們的研究團隊，由最初的北京的幾個人，發展到現在分佈北京、杭州、深圳三地的五六百人。王俊也成為領路人之一，對此，王俊感到肩上的擔子重了不少。不過一貫自信的王俊微笑地表示，自己一定能帶好一個團隊。正是因為這種理念，記者發現，在華大，有很多剛剛走出校門的“主管”。
“其實很大程度上科研跟登山差不多，從登山中我可以得到一定的啟發”
在華大，王俊曾創下一個記錄：一週只睡14個小時，寫起程式來依然快得驚人。
乍一聽，總會誤以為他是個十足的工作狂。但實際並非如此。大學時，他就是校籃球隊隊員，至今都保持了打籃球的習慣。在他給記者展示取得的成就照片時，總是會穿插著投籃的精彩畫面。雖然每天的工作都被安排得滿滿噹噹，但只要一有時間，都會出去放鬆一下，登山是他的最愛。“其實很大程度上科研跟登山差不多，從登山中我可以得到一定的啟發。科研和生活可以相得益彰。”
3月6日，“國際大熊貓基因組計劃”啟動。按照對外公佈的時間表，完成此計劃他只有不到半年的時間。而在之前，對於大熊貓基因組的研究，別說國內，就連國際上也是一片空白。即便是在如此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王俊還是給自己安排了一次登山旅行。他說：登山和科研一樣都是人生的一種挑戰。
· 人物檔案
王俊，博士，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長，“炎黃計劃”主要發起人和負責人之一。丹麥奧胡斯大學人類遺傳學研究所及南丹麥大學人類遺傳學生化及分子生物學系客座教授；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客座教授。
研究領域涉及到基因組組裝、註釋、表達、複製、比較基因組學、分子進化、轉錄調控、多態性等多個領域;發展了多個包括組裝、比對、註釋在內的軟體演算法，建立了多個數據庫。同時還致力於脊椎動物中的基因註釋問題和非編碼基因問題。在2003—2004年還參與了SARS基因組分析，組織實施了家蠶、家豬基因組計劃與家雞多態性圖譜計劃。
先後獲得“中國科學院傑出科技成就獎”、“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中央國家機關優秀青年”、“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求是傑出科技成就獎”、“中國十大科技進展”等榮譽。
來源：科技日報
責任編輯：劉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