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普研究所發佈《中國公眾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和態度》報告

　　11月5日，作為2005年中國科學素養調查的負責人，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何薇在“全民科學素質與科學文化”論壇上，作了題為《中國公眾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和態度》的報告，第一次公佈了2005年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的部分最新結論。

　　這項範圍遍及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涉及8570名18~69歲受訪者的調查表明，電視是我國公眾科技資訊的最主要來源（91.0％），而通過互聯網獲得科技資訊的比例仍然最低，佔7．4％。在公眾的印象中，教師的職業聲望最高（57.2％），科學家居第二位（51.0％），醫生居第三位（44.1％）。69.9％的人在“政府提倡或國家權威部門認可”的條件下，願意接受新技術、新產品或新品種。研究還發現，54.5％的人對有關科學新發現的資訊感興趣，50.9％的人更關注新技術應用。

　　關於中國公眾科學素養的同題調查從1992年開始，已經進行了6次。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往年經驗，研究將給出一個當年關於我國公眾科學素養的綜合數值，比如2001 年的1.4％和2003 年的1.98％。但是今年，這一數字卻未被提及。

　　筆者了解到，從此次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的部分結果看來，今年的我國公眾科學素養數值雖然沒有最後公佈，但似乎比2003年略有下降。如果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橫向對比，差距更是顯而易見：日本在1991年便達到了3％，1989年歐共體12國的數字是4．4％，美國在2000年更是達到17％。

　　難道中國公眾的科學素養降低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這些年我們的科普工作白做了？

　　對於什麼是科學素養，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它包括運用科學基本觀點理解自然界並能做出相應決定的能力，還包括能夠確認科學問題、使用證據、做出科學結論並就結論與他人進行交流的能力。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不具備一定的科學素養，就無法讀懂媒體所報道的各種資訊，無從了解科學技術的發展，無法識別政府科技政策的對錯，無力進行意見的表達和參與。

　　此後，美國學者米勒提出了國民科學素養測量的3個維度：科學的準則和方法、科學的主要術語和觀點、科學對社會的影響。正是這套起源於美國的測量方法，先後被全世界33個國家引用，形成了米勒體系。

　　在介紹我國的科學素養調查方式時，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李大光教授說，一直以來，中國的科學素養調查方案完全採取“譯介”的方式，即題目基本照搬美國，只是用入戶調查代替了美國的電話調查方式，並將有關對占星術認識的題目改為對算命的認識。

　　“每個國家都應該根據國情，對題目設置和調查方法進行少量修改。”米勒教授在此次論壇上表示，在技術層面的少量修改，不會影響調查結果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可比性。

　　與米勒的觀點不同，何薇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說：“這次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我國公眾的科學素養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很低。從2001年之後，調查結果變化平緩，並無很大跳躍。”經過反思，她認為科學素養調查應該成為國家其他工作的輔助性工作，而不是一個單獨的、孤立的調查。“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關注的科學問題、媒體報道的科學問題都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存在差異，僅僅譯介米勒的測試體系顯然不夠，我們應該設計自己的科學素質題庫，做我們國家自己的科學素質調查。”

　　“科學素養的高低與本人的態度、獲得科學資訊的渠道、對科學家團體的看法等都是密切相關的。”李大光對筆者說，“科學素養本身並沒有特別大的意義。尋找它可以衡量的東西，及其與科學態度之間的關係，這才應該是科學素養調查的真正目的。”

　　今年年初，國務院頒布《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希望通過發展科學技術教育、傳播與普及，儘快使全民科學素質在整體上有大幅度的提高。

　　筆者了解到，中國科協剛剛啟動的新一次科學素質調查項目，由兩個單位——中國科普研究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同時獨立承擔，各自按照自己的調查方法進行。這似乎成為相關部門希望科學素養調查更符合中國國情的一個信號，也成為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的一個拐點。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