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3月10日
他被譽為“植物電腦”； 他主編了《中國植物志》，基本摸清了中國植物的家底； 他在文革中，邊燒鍋爐邊憑記憶整理了三卷本的《新華本草綱要》； 截止到2005年，他定名和參與定名的植物分類群有1758個，是中國植物學家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為代表的三代中國植物分類學家改變了中國植物主要由國外學者命名的歷史。 吳徵鎰先生跟我說，他覺得自己一生可以概括為：“無才未敢忘憂國，有福方能坐讀書。”因為如果不是逢到治世他就不能安心做研究，不可能到世界各地去採集標本，不可能完成《中國植物志》；如果不是五哥吳徵鎧的資助，他就不可能完成在清華的學業，至於能否從事一生鍾愛的植物學研究就不得而知了。 在許多人眼裏，吳徵鎰是一個書獃子，“哪天不看書就覺得白活了”。其實如果仔細了解他的人生經歷，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內心有著棟樑氣魄的知識分子，真正的知識分子。 吳徵鎰的出世並沒有給吳家帶來吉祥和如意，本來喜愛他的爺爺在他出生一年後突然去世，迷信的奶奶認為吳徵鎰是花妖臨世，害死了爺爺，從此非常討厭他。可以說他的童年很孤獨，得不到家人的寵愛，於是一個人在家裏的花園裏玩。有一天在父親的書房裏看到了1919年商務版的《植物名實圖考》和牧野富太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圖鑒》，於是他開始每天在花園裏對著書上的圖找各種各樣的植物。這似乎也是為他日後成為植物學家做了一個命運般的鋪墊。 吳徵鎰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是朱自清、聞一多、吳韞珍、李繼桐。前兩位的氣度和人格影響了它，後兩位是他治學和為人上的導師。1939年——1948年，吳徵鎰用了十年時間整理了近3萬張我國的植物卡片，這為後來編寫《中國植物志》提供了最基礎的資料。 1942年，西南聯大，他的恩師吳韞珍在貧病中去世，這件事對他的打擊非常大，一心想著科技救國的吳徵鎰認為，科學搞好了沒有國有什麼用？於是他參加了革命，入了黨。建國初期，他作為黨委書記負責了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的組建工作。1955年，他當選為最年輕的學部委員。 但是1958年，他堅決帶著全家離開北京到雲南定居。他說，如果我在專業上不做出成績，對不起我這個“學部委員”的頭銜。於是他選擇了中國植被最為豐富的雲南作為永久的定居地。 除了強烈的興趣，吳徵鎰也是帶著強烈的使命感在做植物學的研究。 在雲南每年他都要花至少三個月的時間到野外採集標本，完成《雲南植物志》；花甲之年他兩次進西藏，完成了《西藏植物志》； 2004年，《中國植物志》出版，他作為主編負責了其中的54卷82冊，作出了主要的貢獻，其他的部分是老一輩植物學家錢崇澍、陳煥鏞、林鎔、俞德浚負責完成的。《中國植物志》的完成不僅是給中國一萬多種高等植物做好了人口簿，更是吳徵鎰完成老師遺志、為後人留下寶貴資料的過程。從任主編到出版，他耗了近20年的時間。 除了作好植物分類之外，吳徵鎰認為下一步應該做好保護和合理利用的工作。這一點他覺得自己沒有做出足夠分量的工作，一直覺得很不安。 早在1961年，吳徵鎰就提出了“開發熱帶作物的同時必須建立相應的自然保護區，以保存和繼續觀察自然環境的發展變化”的建議。 1959年我國曾經在雲南建立過一個生物地理群落觀察站，準備以實驗的手法來觀察植物的生長髮展和變化，但此事不幸夭折，為此吳徵鎰竟然潸然淚下。 可見植物對他來說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研究對象，而是生命的載體，他像愛惜自己生命一樣關注著地球上的每一種植物。當時的記錄如下： “在大動龍的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觀察實驗站，自1959年開始工作，已歷時五年，乃於1963年3月在景洪召開四年（1959-62年）實驗工作總結，除李慶逵和我外，還有竺副院長和北京植物所湯佩松所長。四年來的實驗記錄已可見群落下土壤中礦物質的流轉情況，但由於林中小氣候梯度觀察一直未能進行，待到1964年而終於夭折，甚為可惜。此站如工作至今，當為世界上在熱帶林內研究森林生態系統的先例之一。當所內議決將此站併入動侖植物園時，我不禁下淚。從此，結束了我對熱帶生態系統進行深入研究的可能，也從此杜絕了我踏入實驗室的腳步。” 也許正是因為有了繼承恩師遺志、發展中國植物學的使命感，正是有了對植物與生俱來的親近感和好奇心，吳徵鎰才有了無數次的翻山越嶺、穿越高原的動力和勇氣；才有了為採標本險些被泥石流沖走的經歷；才有了看到新的植物標本時樂得像個孩子似的表情。因為在他眼裏，植物是一個個的生命，與人類一樣的生命載體。
來源：央視《大家》
責任編輯：趙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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