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4月01日
二月底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個新選題——趙爾宓。在此之前，我粗略地了解到他是一位以兩棲爬行動物研究著稱的大家。就在當天，我與趙老通了電話。電話中，他一再表示，如果可能，他將不打算接受這次採訪。至於原因，他沒有說。 我並沒有順從趙老的意思。兩天后，登上了飛機。我明白此行的目的，與此相伴的是，臨行前趙老甩給我的那個巨大問號。 三月初，成都。這座城市的特質在這個初春的季節裏顯露無疑：舒適、精緻、自得其樂、與世無爭。第二天的見面，趙老用這樣的句式來向我講述成都：這是一個讓你來了就不想回去的城市。的確，才剛到一天，我就開始被這裡獨特的文化、美食、美景侵蝕了。言談中，趙老無意地展示出他是一個天然的成都人，生於此，長於此，工作於此。於是，我也無意地揣摩到，在他的身上，一定有著某些無法磨滅的成都氣質。順藤摸瓜，也許能幫我解開之前的疑竇。 “您能談談老成都的故事嗎？”我如此開場。 “1930年，我出生在成都，我這一生，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這裡度過的。”趙老緩慢、平和、娓娓道來，語氣中透著一股迷人的力量。事後，我將這種特質歸結為是一種典型的成都氣質：略帶慵懶的精緻。然而，在六十多年前，和中國的大部分地方一樣，成都式的精緻也許早已無處可尋。取而代之的，是社會動蕩、物價飛漲、前途渺茫。 “1947年，我十七歲，高中剛剛畢業。當時的國共兩黨仗打得正酣，勝負雖即見分小，但普通百姓仍感到無所適從。我的父親是個醫生，母親是教師的女兒。我家兄弟姊妹八個，其中有四人是學醫的。當時在成都，有一條不成文的說法：凡是四川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都可以到地方上謀得一個諸如縣長之類的官職；去華西學醫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華西協和大學是以中國口腔醫學發源地的出身而聞名全國的高等學府。但是，我這個人不願從政，因為要和人打交道，麻煩，也費腦筋。所以對於學法律呀、當官呀，沒有絲毫興趣。本著熱愛自然的天性，我就下定決心報考了華西協和大學的生物系。後來就有很多朋友反對，他們的口徑幾乎都一致：‘太可惜了，都考上了華西，要是選擇口腔醫學該多好。’華西的口腔最有名，學成之後，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不用愁的。而生物學在當時是冷門，畢業之後連工作都不好找。當時是亂世，研究動物又有什麼用呢？所以，我就有些後悔當初的選擇了。開學後，我找到了當時醫學院的院長曹鐘樑教授，請求他讓我轉係讀醫科。但曹鐘樑並沒有立即給予我肯定地答覆，他建議我先試讀一年，如仍然堅持轉係，再做決定。就這樣，半年過去了。然而，到了第一個學期的期末，一位留美歸國的教授深深地感染了我，也極大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講到這裡，趙老從書架上取出一本影集，將他剛才提到的那位留美教授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擺放在桌上，請我看。照片最下端排列著一行小字：劉承釗於1949年。“他是我國近代兩棲爬行動物學的創始人，也是我最尊敬的人。”趙老補充道。 “也許接下來你想問為什麼我會走上兩棲爬行動物研究之路，我覺得沒有答案，一切都是順其自然。”當時的我覺得順其自然一詞也許可以作為“自得其樂、與世無爭”的另一種解釋。也許是這種所謂的成都氣質使他選擇了這條路，又能在路上行走了許久而依然不知疲倦。現在的趙爾宓依然做著他五十年前就已經開始的工作：採集、記錄、整理我國境內所有的兩棲爬行動物的各方面資料。對於門外漢來說，這項工作看似輕鬆。但對於當局者來說，確深知其中艱辛。 “早在1956年，我的老師劉承釗就有一個想法：編寫一部《中國動物志》，詳細記錄下中國境內的每一種類動物。可是，要完成一項如此龐大的工程，對於當時科學技術還很落後的新中國來說，似乎有些任重道遠。當時，中國的動物學研究不僅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和鄰國印度相比，也有著不小的差距。” 五十餘年過去了，趙爾宓花費了半輩子的光陰來彌補這個差距。幾年前，由趙爾宓負責的《中國動物志 爬行卷》已經付梓出版。但對於神秘莫測的自然界，誰又能擔保完全不會再有令人驚喜的新物種被陸續發現？ “現在，我依然沿著劉承釗所開闢的道路在行走。”趙老如是說。 “也許，時時都會有新的風景入眼。” 談話結束後，經不住我一再地邀請，趙老勉強接受了我們節目的錄製。趙老的角色轉換，令我倍感欣喜之餘又受寵若驚。對於之前的疑問，我沒有再提起，但並不妨礙我對於這一答案的想像，也許作為一位已經奉獻了半個世紀人生並仍在路上的老學者，眼前的一分一秒都是極其珍貴的，哪怕是用來回憶過去，也算是一種浪費。（於磊）
來源：央視《大家》
責任編輯：趙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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